引言：跨境争议中的管辖权挑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跨国商业活动日益频繁，涉外民商事纠纷也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在众多争议解决机制中，法院管辖权的确定成为当事人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尤其在中国与境外司法辖区之间存在法律体系差异、司法主权独立以及国际条约适用不一的背景下，如何协调中国法院与境外法院的管辖权，已成为律师实务中极具复杂性与挑战性的议题。近年来，多起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揭示出，在缺乏有效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当事人可能面临重复诉讼、判决执行受阻甚至司法资源浪费等后果。因此，厘清中国法院与境外法院在管辖权上的互动规则，不仅关乎个案公正，更对维护国家司法权威与国际司法合作具有深远意义。

中国法院管辖权的法律基础与实践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国法院对涉外案件的管辖权主要依据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侵权行为地、标的物所在地等连接因素进行判断。此外，若双方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中国法院管辖，且该协议不违反我国强制性法律规定，则该约定具有法律效力。在实践中，中国法院对于涉外案件的管辖权审查趋于严格，尤其注重“实际联系”原则的适用。例如，在某国际贸易合同纠纷案中，尽管被告为境外公司，但因合同签订地、履行地均位于中国境内，且双方明确约定由中国法院管辖，中国法院最终依法受理并作出判决。这一案例凸显了中国法院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同时，仍以实质连接点为核心判断标准。

境外法院管辖权的普遍实践与冲突风险

在多数普通法系国家，如美国、英国及新加坡，法院通常采取“属人管辖”或“便利性原则”来确定其对涉外案件的管辖权。这些国家的法院往往更倾向于保护本国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即使案件与本国关联度较低，也可能基于原告主张而受理。例如，美国法院常援引“长臂管辖”（Long-Arm Jurisdiction）原则，对涉及境外主体的合同违约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行使管辖权。此类做法虽有助于保障原告权益，却极易引发与中国法院管辖权的直接冲突。当同一争议同时在中外法院立案时，可能出现相互承认与执行对方判决的障碍，甚至导致“双重审判”现象。这不仅增加当事人的讼累，也对国际司法秩序构成潜在威胁。

国际条约与司法互信机制的作用

为缓解跨境管辖权冲突，中国已签署并实施多项双边或多边司法协助条约，包括《海牙送达公约》《海牙取证公约》以及《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这些条约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外法院之间的信息交换、文书送达与证据调取提供了制度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和《关于选择法院协议的公约》（即《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逐步推广，为中国法院在处理涉外合同纠纷时引入国际通行规则创造了条件。在某跨境并购纠纷案中，双方事先签署的《选择法院协议》明确约定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专属管辖，中国内地法院在审查后认为该协议符合《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相关要求，遂主动回避管辖，体现了中国法院对国际司法契约精神的尊重与实践。

典型案例解析：中国法院与境外法院的协调路径

2021年，一起涉及中资企业与欧洲供应商之间的设备采购纠纷引发广泛关注。原告在德国提起诉讼，主张被告交付的设备不符合合同技术标准；与此同时，中方企业亦向中国某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相同诉请。面对两案并行的局面，中国法院启动了管辖权审查程序。经查明，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本合同争议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仲裁”，且该仲裁条款具备可执行性。中国法院据此认定，双方已通过仲裁协议排除了法院管辖，遂裁定驳回起诉。而德国法院则在审理过程中注意到该仲裁条款的存在，并依职权查阅相关文件，最终决定中止诉讼程序，等待仲裁结果。此案充分展示了在当事人已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前提下，中国法院与境外法院能够基于对仲裁协议的共同认可，实现有效协调。

跨境管辖协调中的律师角色与实务策略

在处理中国法院与境外法院管辖权协调问题时，律师需具备跨法域法律思维与国际谈判能力。首先，应全面评估案件的连接点分布，识别是否存在可被任一法院援引的管辖依据。其次，在合同起草阶段，应提前设置清晰的争议解决条款，优先采用仲裁或明确指定某一司法管辖区为唯一管辖地。此外，律师还需熟悉目标国家的司法实践，预判对方可能提起的诉讼路径，并制定应对预案。例如，在某涉港投资纠纷中，律师团队通过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禁令，阻止对方在内地抢先起诉，成功争取了关键时间窗口，为后续协商与管辖权协调赢得主动。由此可见，专业律师在跨司法辖区争议解决中，不仅是法律服务提供者，更是战略协调者与风险预警者。

未来展望：构建更加高效的跨境司法协作框架

尽管当前中国法院在涉外管辖权协调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但仍面临诸如判决互认范围有限、跨境执行难度大、司法信息不对称等现实挑战。未来，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深入实施以及“一带一路”法治合作机制的完善，推动建立更具操作性的跨境司法协作平台势在必行。建议探索设立区域性争端解决中心，强化中外法院间的定期沟通机制，推动统一裁判标准的形成。同时，应鼓励更多中国企业采用国际通行的争议解决条款，提升法律文本的国际化水平。唯有如此，才能在保障本国司法主权的基础上，实现与境外司法体系的良性互动，真正构建开放、公平、高效的全球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