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条款不明确或存在漏洞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合同是各方权利义务的法律依据。然而，由于合同起草时缺乏专业性或双方对关键条款理解不一致，往往导致合同内容模糊不清，甚至出现重大遗漏。例如，关于工期延误的责任划分、质量标准的具体界定、工程量变更的确认流程等核心事项若未在合同中清晰约定，极易引发后续争议。当实际施工中出现与合同预期不符的情况，承包方或发包方均可能以“合同未明确”为由主张索赔。尤其在涉及复杂技术标准或国际工程时，语言表达差异和术语理解偏差更会加剧合同解释上的分歧。一旦发生纠纷，法院或仲裁机构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也需耗费大量精力厘清合同本意，进一步延长解决周期，增加索赔风险。

设计变更频繁且未及时确认

工程设计是项目实施的蓝图，但在实际推进中，因业主需求调整、外部环境变化或前期勘察不足，设计变更在所难免。然而，如果设计变更未经正式书面确认，或变更指令下达后未同步更新工程量清单、预算及进度计划，就可能导致施工单位在执行过程中产生额外成本。例如，结构形式调整、材料替换或设备规格变更，往往需要重新采购、调整工艺流程，甚至停工等待新图纸。若这些变更未被纳入合同补充协议或未形成有效的签证记录，承包方难以证明其合理性与必要性，进而无法获得相应费用补偿。同时，部分业主为控制成本，倾向于口头通知变更而拒绝签署正式文件，这种做法虽短期内节省了流程时间，却埋下了严重的法律隐患，成为日后索赔的重要导火索。

工程量清单错误或漏项

工程量清单是计价的基础，也是确定合同总价的关键依据。然而，在招投标阶段，若清单编制不完整、计算错误或遗漏重要子项，将直接导致合同价格与实际施工需求严重偏离。例如，某市政道路项目中，因未充分考虑地下管线迁移工作量，导致实际开挖深度远超原估算，造成人工、机械及材料成本大幅上升。尽管承包方在投标时已按清单报价，但若事后发现清单存在明显缺陷，而发包方又拒绝承担由此产生的差额，承包方只能通过索赔方式弥补损失。此外，部分发包方为压低中标价，故意缩小工程量范围，待施工中再以“新增工程”为由要求追加费用，此类行为不仅违背公平原则，也极易触发法律纠纷。因此，工程量清单的准确性与完整性，直接影响索赔事件的发生概率。

工期延误责任归属不清

工期是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指标之一，任何延误都可能牵动多方利益。在实际操作中，工期延误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承包方自身管理不善、资源调配不当，也有发包方原因如资金拨付延迟、审批手续滞后、现场条件不具备等。当工期未能如期完成，双方常就责任归属展开激烈争执。例如，因发包方未能按时提供施工场地，致使开工时间推迟；或因政府审批拖延导致关键节点延期，但承包方仍需承担违约责任。若无充分证据证明延误系非承包方可控因素所致，即便合理，也可能被认定为违约。此时，承包方可依法提出工期顺延申请并附带费用索赔，但前提是必须建立完整的证据链，包括会议纪要、往来函件、监理日志、气象报告等，否则索赔请求将难以成立。

不可抗力事件影响施工进度与成本

自然灾害、疫情爆发、战争冲突等不可抗力事件，虽然属于合同约定的风险分担范畴，但其影响程度往往超出预期。例如，一场突发暴雨导致施工现场积水严重，机械设备受损，工人无法进场，工期被迫中断。若合同中未明确不可抗力的定义、通知程序及后果处理机制，双方对是否适用免责条款易产生分歧。此外，部分承包方在遭遇不可抗力后，未能及时履行告知义务，或未采取合理减损措施，亦可能丧失索赔权利。相反，若发包方在灾后拒绝支付临时安置费、设备租赁费或人员窝工费，承包方则有权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提出合理赔偿请求。因此，如何在不可抗力发生后迅速响应、规范记录并依约申报，是避免索赔被动的关键。

材料价格波动剧烈且无调价机制

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形势、供应链紧张及地缘政治影响，建筑材料价格波动日益剧烈。钢材、水泥、沥青等大宗材料的价格在短期内上涨超过30%的现象屡见不鲜。若合同中未设置价格调整机制，或仅约定固定单价，承包方将不得不自行承担全部涨价风险。例如，某桥梁工程在施工期间钢材价格上涨，导致材料成本超出预算40%，若合同未允许调价，则承包方面临亏损压力。此时，承包方可根据行业惯例或地方建设主管部门发布的调价指导文件，向发包方提出价格调整申请。若发包方拒绝配合，且无合理理由，承包方即具备合法索赔基础。因此，合同中是否包含“价格波动风险共担”条款，直接决定了工程索赔的可能性与成功率。

第三方干扰或外部环境制约

施工现场常受到周边居民投诉、交通管制、文物保护单位限制、电力线路迁移等外部因素干扰。例如，某地铁站施工过程中，因附近小区居民抗议噪音污染，被迫夜间停工；或因文物勘探发现古迹，需暂停挖掘并上报审批。此类情况虽非承包方主观过错，但造成的工期延长与人力物力浪费，理应由责任方承担。若发包方未提前协调相关政府部门或未取得必要的施工许可，导致施工受阻，承包方可据此提出工期索赔与费用补偿。然而，若承包方未能及时收集并保存相关行政文书、监测数据、沟通记录等证据，将难以证明第三方干扰的客观性与因果关系，从而影响索赔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