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论风险投资：中国创新生态的奠基者

成思危，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金融创新研究。在风险投资领域，他不仅是理论倡导者，更是实践推动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成思危便敏锐地洞察到高科技产业与资本运作之间的深层联系，提出“风险投资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这一前瞻性观点。他强调，风险投资不仅仅是资金的注入，更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能够有效激活高成长性企业的潜力，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关键支撑。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风险投资体系的构建，奠定了中国创投行业从无到有的制度基础。

风险投资的本质：高风险与高回报的博弈

成思危指出，风险投资的核心特征在于“高风险、高回报”的双重属性。不同于传统银行信贷或债券投资，风险投资面对的是尚未成熟、技术路线不确定、市场前景模糊的初创企业。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其投资周期长、失败率高，但一旦成功，回报可能呈指数级增长。成思危以硅谷模式为例，强调风险投资通过耐心资本支持早期创新，使科技企业能够在缺乏抵押物和现金流的情况下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他认为，正是这种对失败的容忍度和对未来的信心，构成了风险投资区别于其他金融工具的根本所在。

制度建设：风险投资发展的基石

在成思危看来，风险投资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健全的制度环境。他多次呼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创业板、新三板等板块的发展，为风险投资退出提供多元渠道。同时，他主张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信息披露制度，保障投资者权益。他还特别关注法律框架的配套建设，建议加快修订《公司法》《证券法》，明确风险投资机构的法律地位与责任边界。成思危强调，只有当法律法规清晰、监管透明、退出机制畅通时，风险投资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人才培育：风险投资的智力核心

成思危始终认为，风险投资的竞争本质是人才的竞争。他提出，优秀的风险投资人不仅需要具备财务分析能力，更要拥有产业洞察力、战略判断力和跨学科整合能力。为此，他积极推动高校设立风险投资相关课程，倡导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他主导的多项政策建议中，均包含对专业人才培养的支持措施，包括设立专项奖学金、推动实务导师制、鼓励青年学者参与创业项目评估。成思危坚信，只有建立起一支兼具金融素养与产业经验的专业队伍，中国的风险投资才能摆脱“跟风式”投资，走向专业化、理性化的发展道路。

科技与资本的融合：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

成思危将风险投资视为连接科技与资本的桥梁。他指出，当前全球竞争格局下，国家间的较量已从资源争夺转向技术创新能力的比拼。而风险投资正是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重要催化剂。他以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为例，说明风险资本如何帮助实验室成果走出“死亡之谷”，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成思危特别强调，风险投资不应仅聚焦于短期收益，而应着眼于长期价值创造，支持具有颠覆性潜力的技术突破。他主张政府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通过引导基金、产业联盟等形式，构建覆盖种子期、成长期、扩张期的全生命周期支持体系。

风险控制：理性投资的必要前提

尽管成思危推崇风险投资的积极作用，但他也反复强调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他指出，盲目追求高回报而忽视风险控制，极易导致资本泡沫与系统性危机。他提倡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模型，引入多维度指标对项目进行筛选，包括技术可行性、团队执行力、市场需求、商业模式可持续性等。同时，他主张实行分散投资策略，避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成思危还倡导加强投后管理，要求风险投资机构不仅要提供资金，还要在战略规划、人才引进、市场拓展等方面给予被投企业实质性支持，真正实现“投智+投钱”的双轮驱动。

国际视野：中国风险投资的全球定位

成思危始终保持着开阔的国际视野。他认为，中国风险投资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他建议中国企业积极学习欧美先进经验，借鉴美国硅谷、以色列创新走廊、新加坡科技园区的成功模式。同时，他也鼓励本土风险投资机构“走出去”，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捕捉全球前沿技术动向。成思危特别关注跨境合作机制的建立，主张通过双边协议、联合基金等方式，促进中外资本与技术双向流动。在他看来，只有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中国风险投资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未来展望：风险投资与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

随着“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成思危的观点愈发显现出前瞻性。他预见，未来风险投资将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他主张将风险投资机制嵌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探索“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新型创新融资模式。成思危还提出，应建立国家级风险投资数据库，实时监测行业动态，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持。在他看来，风险投资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在全球科技变革中占据主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