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侵权纠纷的法律属性与司法管辖基础
商标侵权纠纷作为知识产权领域的重要案件类型，其本质属于民事纠纷范畴，但因其涉及公共利益、市场秩序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往往具有较强的行政监管与司法审查双重属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法律法规，商标权人有权就他人未经许可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标识的行为提起诉讼，主张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在这一法律框架下，明确对商标侵权纠纷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是确保权利人合法权益得以有效救济的关键前提。
我国法院系统对商标侵权案件的管辖原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条、第22条及第28条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在商标侵权纠纷中，“侵权行为地”通常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具体而言，若被告在某地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该地即构成侵权行为实施地；若被诉侵权商品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导致权利人所在地消费者产生混淆或误认，则权利人所在地可视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此外，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线上销售行为的跨地域性使得“侵权行为地”的认定更加复杂，需结合具体交易流程、物流路径、服务器位置等因素综合判断。
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设立与管辖优势
为提升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专业性与统一性，我国自2014年起陆续设立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武汉等地的知识产权法庭，并于2019年正式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这些专门法院在审理商标侵权纠纷方面具备显著优势：法官普遍接受过系统的知识产权培训，熟悉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领域的前沿判例与实务标准；同时，其审理程序更为规范，裁判尺度相对统一，有助于减少同案不同判现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管辖的若干规定》，部分重大、疑难、复杂的商标侵权案件，特别是涉及驰名商标认定、跨区域连锁侵权、新型网络商标侵权等情形，依法应由知识产权法庭集中管辖。
跨区域商标侵权案件的管辖协调机制
在实践中，许多商标侵权行为呈现跨区域、链条化特征，例如在多个省份设立生产工厂、通过电商平台向全国范围销售假冒商品。此类案件往往涉及多地法院之间的管辖权争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条明确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这意味着权利人在面对多处侵权行为地时，可选择最有利于自身维权的法院提起诉讼。同时，为了防止“选择性诉讼”带来的司法资源浪费，上级法院可通过指定管辖、移送管辖等方式进行统筹协调，确保案件由最具专业能力且便于查明事实的法院审理。
网络环境下的特殊管辖规则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网络商标侵权案件数量激增，其管辖问题也日益凸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如果侵权内容发布于网络平台，且该平台服务器位于某一地区，那么该地区法院可视为侵权行为实施地。此外，若权利人发现他人在其网站、社交媒体账号、直播带货页面中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识，且该行为造成公众混淆，即便被告住所地不在本地，权利人仍可向侵权行为影响较大的地区法院提起诉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地法院已明确将“网络用户注册地”“服务器所在地”“域名注册地”等纳入“侵权行为地”的考量范围，进一步拓展了权利人维权的司法路径。
涉外商标侵权纠纷的管辖特殊性
对于涉及境外主体的商标侵权纠纷，我国法院同样享有管辖权，前提是满足《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关条件。若侵权行为在中国境内发生，如在境内生产、销售假冒商品，或通过中国境内的网络平台传播侵权信息，即便被告为外国企业或个人，中国法院也可依职权管辖。此外，若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争议解决适用中国法律并由我国法院管辖，亦可作为确定管辖权的重要依据。在国际条约层面，我国作为《巴黎公约》《TRIPS协定》缔约方，承担着保护外国商标权人的义务，因此在处理涉外商标侵权案件时，法院通常会遵循“平等保护、便利维权”的原则，保障中外权利人享有同等司法救济机会。
当事人如何有效行使管辖权选择权
在实际操作中，权利人应充分了解管辖规则，合理规划诉讼策略。首先，应全面收集证据，固定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及影响范围，尤其是网络侵权的访问量、点击量、订单数据等电子证据。其次，在选择起诉法院时，应优先考虑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或具有较强专业背景的中级人民法院，以提高胜诉可能性。再次，若存在多个侵权行为地，可结合成本效益分析，选择最接近证据所在地、最利于调查取证的法院立案。最后，必要时可申请财产保全、行为禁令等临时措施，防止侵权行为持续扩大，增强司法救济的及时性与有效性。
司法实践中的典型判例参考
近年来，多个具有示范意义的商标侵权案件确立了清晰的管辖规则。例如，在“华为诉某科技公司侵害商标权案”中，尽管被告注册地在广东，但其通过京东、天猫平台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带有“华为”字样的充电器，被诉侵权商品的发货地、仓储地遍布多个省市，法院最终认定权利人所在地（深圳）为侵权结果发生地之一，允许其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如在“喜茶诉‘喜小茶’商标侵权案”中，由于被告在多地开设门店并使用近似标识，法院基于“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的双重认定，支持了权利人向主要经营地法院起诉的请求。这些判例表明，司法机关在处理商标侵权管辖问题时，越来越注重实质公平与效率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