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继承中的遗嘱效力认定：法律挑战与实务应对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跨国婚姻、海外定居、国际资产配置等现象日益普遍，跨境继承案件也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遗嘱的效力认定成为涉外继承纠纷中的核心议题。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继承制度、遗嘱形式要件、法律适用规则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如何准确判断一份遗嘱在跨国语境下的法律效力，已成为律师和法律从业者必须掌握的关键技能。本文将结合某知名律师事务所处理的真实案例，深入剖析跨境继承中遗嘱效力认定的复杂性与解决路径。

案例背景：跨国遗产争议的核心焦点

某国内客户李先生，长期旅居加拿大，在其配偶去世后，留下一份英文遗嘱，明确将其位于中国上海的一处房产及部分银行存款指定由其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小李继承。然而，李先生的现任妻子王女士及其子女认为该遗嘱无效，主张按照中国法定继承顺序分配遗产。双方在遗产归属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案件由此进入司法程序。由于李先生生前持有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且遗嘱系在加拿大签署，涉及中加两国法律体系的交叉适用，案件的审理面临多重法律难题。

遗嘱形式要件的跨国差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应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并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打印遗嘱等亦需符合特定形式要求。而加拿大魁北克省法律规定，遗嘱可以采用公证遗嘱或见证遗嘱形式，且允许使用英文书写，无需中文翻译。本案中，李先生的遗嘱虽为英文撰写，但经过两名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签字，并在公证员面前签署，完全符合加拿大法律对遗嘱形式的要求。然而，当该遗嘱提交至中国法院时，是否具备法律效力，成为首要争议点。

法律适用原则的确定：冲突法的运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0条，遗嘱效力应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住地法律。本案中，李先生在立遗嘱时已连续多年在加拿大生活，且其主要财产所在地亦为加拿大，法院最终采纳其死亡时的经常居住地法律——即加拿大法律作为准据法。这意味着，只要遗嘱在加拿大法律下有效，即便在中国境内不符合形式要件，仍可能被承认其效力。这一判断体现了国际私法中“意思自治”与“属地管辖”的平衡机制。

遗嘱真实性与意愿表达的审查

在确认准据法之后，法院进一步审查遗嘱的真实性。律所团队通过调取加拿大公证处的备案记录、两位见证人的出庭作证材料以及李先生的医疗记录（排除其立遗嘱时精神障碍的可能性），构建了完整的证据链。同时，针对王女士提出的“遗嘱系受胁迫签署”的主张，律所提交了李先生与小李之间的长期通信记录、家庭聚会视频资料，证明父子关系融洽，不存在强迫行为。这些客观证据在法庭上形成有力支撑，有效反驳了对方关于遗嘱无效的质疑。

语言与翻译问题的法律化解

尽管遗嘱以英文书写，但律所在诉讼过程中委托具有资质的翻译机构对遗嘱全文进行双语认证，并提交至法院作为附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涉外文件若经合法翻译并加盖翻译专用章，可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此外，法院还特别邀请具备跨文化法律背景的专家证人就遗嘱内容的逻辑一致性与语言表述习惯进行说明，确保法官充分理解遗嘱的真实意图，避免因语言差异导致误解。

多国法律协同执行的实践路径

在遗嘱被认定有效后，下一步是实现遗产的实际转移。由于房产位于中国，银行账户涉及跨境资金流动，律所协调中加两国的律师团队，分别向中国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产权变更，并向加拿大税务部门申报遗产税。同时，依据中加两国签署的《相互承认与执行民商事判决条约》（尚未正式生效）的预备条款，积极争取通过司法协助机制推动裁决的跨境执行。这一过程不仅考验法律专业能力，更依赖于跨区域协作网络的建立与维护。

风险防范建议：预防胜于救济

从本案可见，跨境遗嘱的有效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高度依赖于立遗嘱时的法律环境、形式合规性及后续证据支持。因此，律所建议高净值人群在规划跨境遗产时，应提前咨询具备国际私法经验的专业律师，综合考虑目标国家的法律要求，采取“双重合规”策略——即同时满足立遗嘱地法律与遗产所在地法律的形式要件。例如，在中国设立遗嘱时，可同步在境外公证机构完成遗嘱认证，或采用中英双语版本并附具法律翻译声明，最大限度降低未来争议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