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租赁合同跨境执行的法律背景与实践需求

随着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日益频繁，融资租赁作为一种高效融资工具，在跨国企业间广泛应用。尤其在航空、船舶、高端制造等领域，融资租赁已成为企业获取设备资源的重要方式。然而，当租赁合同涉及不同法域时，其执行问题便成为各方关注的核心议题。尽管融资租赁合同在形式上具备明确的权利义务约定，但一旦发生违约或争议，跨境执行往往面临复杂的法律障碍。这不仅考验着当事人的风险预判能力，也对律师团队的专业素养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我国律所承办的多起涉外融资租赁纠纷案件，凸显了跨境执行中制度差异、司法互信不足及执行手段有限等现实难题。

法律体系差异导致管辖权与法律适用冲突

跨境融资租赁合同的执行难点首先源于各国法律体系的根本差异。例如，中国采用大陆法系，强调成文法的权威性；而英美法系国家则更依赖判例法和法院自由裁量权。这种差异直接体现在合同效力认定、权利主张方式以及举证责任分配等方面。以某国际航空租赁案为例，承租人注册于新加坡，出租人总部设于上海，租赁物为一架波音737飞机，实际运营地为迪拜。当承租人逾期支付租金，出租人向中国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保全，却遭遇新加坡法院驳回管辖权主张，理由是合同中约定“适用英国法律并由伦敦仲裁”。此类情形反映出，即便合同中已明确定义法律适用条款，仍可能因当事人对“惯常居所”“主要营业地”等概念理解不一，引发管辖权争议。

判决与裁决的跨国承认与执行壁垒

即使在一国获得胜诉判决或仲裁裁决，实现跨境执行仍需面对《纽约公约》（1958年）框架下的审查机制。根据该公约，缔约国需承认并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但设有若干例外情形，如“公共政策保留”、“程序瑕疵”或“裁决事项不属于可仲裁范围”。在某典型案例中，中国某融资租赁公司通过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取得裁决，要求承租人返还一台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工业设备。然而，当其向马来西亚法院申请执行时，对方法院以“裁决未充分披露证据材料”为由拒绝承认，尽管该理由在国际法实践中缺乏普遍共识。这表明，即便符合《纽约公约》的形式要件，执行地法院仍可能基于主观判断行使实质性审查权，导致执行过程长期拖延甚至失败。

资产所在地与执行手段的地域限制

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标的物通常具有高度流动性，如飞机、船舶、大型机械设备等，其物理位置可能跨越多个司法管辖区。当承租人恶意转移资产或拒不配合，执行机构面临“找不到人、追不到物”的困境。例如，在一起涉及非洲某国矿用钻机的租赁纠纷中，出租人虽在中国取得生效判决，但设备已被转移到南美洲某国，且当地未与中国签署司法协助协议。由于无法启动查封、扣押程序，即便有判决也无法实际执行。此外，部分国家对境外法院判决持高度排斥态度，对动产执行实行严格审批制度，甚至要求提供“双重证明”——既要有原判决文书，又需经过本地公证认证，极大增加执行成本与时间。

信息不对称与跨境调查取证的挑战

在跨境执行过程中，掌握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是关键前提。然而，不同国家的信息公开程度差异巨大。在欧美国家，公司登记、不动产登记、银行账户信息等多可通过官方数据库查询；而在部分发展中国家，这些数据仍处于封闭状态，甚至存在系统性隐瞒。某律所代理的一起案件中，出租人试图通过国际司法协助请求调取承租人在巴西的银行流水，但对方司法机关以“涉及隐私保护”为由拒绝提供，且未说明具体法律依据。这种信息壁垒使得债权人难以有效评估执行可行性，也增加了律师在前期尽职调查阶段的工作难度。

跨境协作机制的局限性与应对策略

尽管《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跨境破产示范法》等国际法律文件提供了合作框架，但实际运作中仍显乏力。多数国家尚未建立统一的跨境执行协调平台，各司法辖区独立行动，缺乏信息共享机制。在此背景下，专业律所需采取主动策略：包括提前设计“多法域争端解决条款”、引入第三方托管机制、设立境外资产信托结构、利用国际商会（ICC）仲裁规则强化裁决可执行性。同时，通过与境外律师事务所建立常态化合作网络，实现法律资源互补，提升跨境执行效率。

技术赋能与数字化执行路径探索

区块链、智能合约与电子证据存证等新兴技术正在重塑跨境执行的底层逻辑。在某融资租赁项目中，双方采用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系统，自动触发租金支付与设备状态监控。一旦发生延迟付款，系统将自动冻结相关操作权限，并生成不可篡改的违约记录。该记录在后续仲裁或诉讼中可作为关键证据，大幅降低举证难度。此外，部分国家已开始试点“数字司法协助平台”，允许在线提交执行申请、上传电子证据、实时追踪案件进展。这些技术革新为突破传统执行瓶颈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未来构建全球统一的跨境执行生态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