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争风险索赔：法律框架与实务挑战

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跨国商业活动日益频繁，企业面临的外部风险也随之扩大。其中，国际战争风险作为不可预见且影响深远的非传统风险之一，已成为跨境投资、国际贸易及海外资产运营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近年来，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诸如俄乌冲突、中东地区动荡以及局部武装对抗事件频发，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海外经营过程中遭遇因战争导致的财产损失、合同中断或供应链瘫痪。在此背景下，国际战争风险索赔逐渐成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的热点问题。律师事务所在这一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不仅需要深入理解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交叉适用，还需具备跨文化沟通与多法域法律协调能力。

战争风险索赔的法律基础与适用范围

国际战争风险索赔的核心法律依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国际商会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以及一系列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定（BITs）。根据《CISG》第79条，若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力”而无法履行合同义务，可免除责任。然而，“不可抗力”的界定在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尤其当战争爆发并非直接发生在合同履行地，而是通过间接方式影响交易时。例如，港口封锁、航线中断、银行系统瘫痪等均可能构成间接不可抗力。此外，许多国际投资条约中明确将“战争”列为可触发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的赔偿情形，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法律救济路径。此类条款通常要求损害由国家行为或第三方暴力行为直接造成，且需证明因果关系链条完整。

典型案例解析：某欧洲能源公司对东欧国家的索赔实践

2022年，一家总部位于德国的能源公司在乌克兰拥有一座天然气处理设施，该设施在俄乌冲突初期遭到炮击损毁。该公司随即依据其与乌克兰政府签订的投资协议中的争端解决条款，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提起仲裁，主张因战争引发的直接物理损失及预期收益损失共计1.8亿美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律师团队重点论证了以下几点：首先，设施位于受控区域，属于主权国家应保障的合法财产权；其次，冲突期间的军事行动已超出一般商业风险范畴，构成“极端异常事件”；再次，企业已尽合理预防义务，包括购买战争险和实施应急预案。尽管被告方以“战时状态属国家主权行为”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但仲裁庭最终裁定其具有管辖权，并认定战争风险属于可索赔范围。此案确立了“非国家行为人造成的破坏”在国际法下仍可追究赔偿责任的先例。

战争险保险与索赔程序的协同作用

在国际战争风险索赔实践中，保险机制是企业风险管控的第一道防线。多数跨国企业会投保“战争险”（War Risk Insurance），该类保险通常由伦敦保险市场或特定再保险公司承保，覆盖因战争、内乱、恐怖袭击等导致的财产损失、运输中断及营业中断损失。然而，保险赔付并不等于法律索赔的终结。在实际操作中，企业往往面临双重程序：一是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二是向相关国家或国际机构提起法律索赔。两者之间存在时间差与证据重叠问题。例如，保险公司可能要求企业提供官方军事报告、政府声明或第三方评估报告，这些材料也常被用于国际仲裁。因此，律所需协调保险理赔与法律程序的同步推进，确保证据链完整一致，避免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

跨国司法管辖与执行难题

即便获得有利裁决，国际战争风险索赔的执行仍是巨大挑战。许多战争发生国处于非正常治理状态，司法系统瘫痪，或拒绝承认国际仲裁裁决。例如，俄罗斯在2022年后暂停履行多项国际仲裁裁决，导致部分外国投资者难以实现权利救济。此时，律所需借助《纽约公约》等国际条约推动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同时探索替代性执行路径，如冻结对方在第三国的资产、利用国际金融机构的合规审查机制施压等。此外，部分国家虽未签署《纽约公约》，但其国内法设有类似承认机制，律师需熟悉目标国的法律体系并制定本土化执行策略。这种复杂性要求律所团队具备高度专业化的国际私法知识与跨司法管辖区的实操经验。

未来趋势：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风险管理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企业对战争风险的认知正从“事后索赔”转向“事前防控”。领先的律师事务所在此领域积极拓展服务边界，提供包括地缘政治风险评估、投资前合规审查、合同条款定制化设计（如加入“战争例外条款”与“自动终止机制”）在内的全流程风险管理方案。同时，律所还参与开发基于人工智能的地缘风险预警系统，实时监测全球热点区域的军事动态与政策变化，帮助企业及时调整战略部署。此外，针对新兴经济体的投资者保护机制建设，律所亦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规则制定工作，推动建立更加公平、透明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