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法院管辖争议的法律背景与现实挑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跨境商业活动日益频繁，跨国合同纠纷、投资争端以及国际民事案件的数量显著上升。在这一背景下，境外法院管辖权的确定成为涉外法律实务中的核心议题之一。由于各国司法体系、法律制度和程序规则存在差异，当事人在选择或应对境外法院管辖时，往往面临复杂的法律障碍。尤其是在缺乏明确国际条约或双边协议支持的情况下，管辖权争议极易引发诉讼拖延、执行困难甚至“双重诉讼”问题。我国律所近年来处理的多起涉外案件中，境外法院管辖争议已成为影响案件进展的关键节点。如何在尊重国际礼让原则的同时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成为律师团队必须深入研究并有效应对的重要课题。

管辖权争议的主要表现形式与成因分析

境外法院管辖争议通常表现为双方当事人对某一法院是否具有合法管辖权产生分歧。常见情形包括：合同中未明确约定管辖法院、被告住所地与合同履行地分属不同国家、争议标的物位于第三国，或一方当事人试图通过“选择性管辖”规避不利法律后果。例如，在某跨境贸易合同纠纷案中，中国出口商与欧洲买方虽在合同中约定了“适用英国法律”，但未明确指定诉讼管辖法院。当货物质量发生争议后，买方在英国提起诉讼，而中国出口商主张应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仲裁解决。此类争议背后，实质上反映了国际私法中“连接点”选择的复杂性——哪一因素（如合同签订地、履行地、当事人国籍等）应被优先考虑，直接影响法院是否具备管辖权。

国际私法框架下的管辖权判定标准

在处理境外法院管辖争议时，律师需依托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进行系统分析。目前，多数国家采纳“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相结合的模式，同时参考《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以及区域性协定如《欧盟布鲁塞尔条例》等。以《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为例，该公约确立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即只要双方明确选择某一外国法院为管辖法院，且该选择符合公约要求，相关国家法院原则上应承认其效力。在我国尚未加入该公约的背景下，律师在起草合同时更需谨慎设计管辖条款，确保其可执行性。此外，部分国家采用“便利法院原则”（forum non conveniens），允许本国法院在认为另一法院更为合适时拒绝行使管辖权，这也为争议解决路径增加了不确定性。

我国律所介入争议解决的核心策略

在具体案例操作中，本所律师团队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机制。首先，在案件初期即开展全面的管辖权评估，包括审查合同文本、证据材料、当事人所在地信息及目标国法律体系。其次，针对对方可能提起的境外诉讼，迅速启动反制措施，如向国内法院申请“禁诉令”或“中止诉讼令”，防止对方滥用司法程序造成既定事实。例如，在一起涉及东南亚投资项目的股权纠纷中，我方客户在新加坡法院起诉后，我所立即向中国法院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并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71条关于涉外民事案件管辖的规定，成功促使中方法院认定该案应由我国法院审理。再次，借助国际仲裁作为替代路径，尤其在合同中包含有效仲裁条款时，及时推动仲裁程序启动，避免陷入冗长的境外诉讼。

跨司法管辖区协作与证据收集的实务要点

境外法院管辖争议往往伴随着证据获取难题。不同国家对电子数据、证人证言、公证认证的要求差异巨大。我所律师在处理跨国案件时，注重提前规划证据保全方案，依据《海牙取证公约》或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向目标国法院或主管机关提出调取证据请求。同时，利用区块链存证、时间戳技术等新型数字工具增强证据的可信度与可采性。在某知识产权侵权案中，我方通过远程视频方式完成境外证人作证，并结合第三方平台的数据记录，有效支持了我方主张。此外，与境外合作律所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实现信息共享与程序协同，也是提升争议解决效率的关键环节。

典型案例解析：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布局

回顾本所代理的一起重大跨境并购纠纷，买方在德国法院起诉卖方违约，主张巨额赔偿。我方接手后，第一时间审查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发现其中虽有“适用德国法律”的表述，但并未明确约定管辖法院。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相关规定，若无明示管辖约定，德国法院仍可基于“合同履行地”或“被告住所地”行使管辖权。我所随即向中国法院提起确认管辖权异议，并提交大量证据证明交易核心行为均在中国境内完成，且卖方主要资产位于中国。最终，法院裁定该案应由中国法院管辖。此案例不仅体现了精准法律论证的重要性，也凸显了提前布局合同条款的战略价值。

未来趋势：构建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法律环境，单一依赖境外法院诉讼已难以满足高效、低成本的争议解决需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仲裁、调解与在线争议解决（ODR）机制的整合应用。我所积极倡导客户在合同中设置“混合型争议解决条款”，即“先仲裁、后诉讼”或“仲裁+调解”双轨并行机制，既保留法律强制力，又增强灵活性。同时，关注各国司法实践动态，定期更新管辖权数据库，为客户提供前瞻性法律建议。在数字化浪潮下，人工智能辅助法律检索、智能合约自动触发争议处理流程等新技术，正逐步融入跨境争议解决体系，推动法律服务向智能化、标准化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