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租赁跨境执行的法律背景与现实挑战

随着全球经贸往来的日益频繁，融资租赁作为一种重要的融资方式，在跨国交易中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企业通过融资租赁实现设备引进、资产优化和资金灵活调配，尤其在制造业、航空业、能源等领域广泛应用。然而，当租赁合同产生纠纷，尤其是在跨境背景下需要执行判决或仲裁裁决时，其复杂性显著上升。融资租赁合同通常涉及多方主体——出租人、承租人、境外担保方、设备所在地国等，一旦发生违约，执行程序不仅面临法律体系差异，还需应对司法主权、管辖权认定、财产查控与处置等一系列难题。这使得跨境执行成为融资租赁实务中的“高风险地带”，也成为律所服务客户时必须深入研究的核心议题。

跨境执行中的司法管辖权争议

在融资租赁案件中，首当其冲的问题是管辖权的确定。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以及《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等相关国际条约，当事人可通过合同约定管辖法院。然而，实践中许多合同未明确约定或约定模糊，导致在争议发生后，各国法院对是否具有管辖权存在分歧。例如，某中国融资租赁公司与新加坡承租人签订设备租赁合同，约定由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但承租人拒绝履行支付义务且资产位于马来西亚。此时，尽管仲裁裁决已生效，但在马来西亚申请承认与执行时，该国法院可能以“缺乏有效管辖协议”为由拒绝承认，进而导致执行落空。此类案例凸显了在跨境融资租赁中，事前法律结构设计的重要性。

仲裁裁决的国际承认与执行困境

多数跨境融资租赁纠纷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尤其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或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的裁决。根据《纽约公约》（1958年），缔约国应承认并执行其他缔约国作出的仲裁裁决。然而，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障碍。例如，某些国家虽为《纽约公约》成员国，但在执行环节设置了实质性审查标准，如“公共政策例外”“程序公正性”等。在一项典型案例中，某欧洲承租人以“仲裁程序未充分通知”为由，向英国法院申请撤销中国仲裁裁决，从而延缓执行进程长达两年。即便最终裁决被承认，执行周期漫长，且执行费用高昂，严重削弱了债权人权益保障的有效性。

动产跨境查控与处置的技术壁垒

融资租赁的核心标的物多为动产，如飞机、船舶、大型机械设备等，这些资产往往分布在不同司法管辖区。在执行阶段，如何有效定位、查封、扣押乃至拍卖这些资产，是执行机构面临的重大技术难题。例如，一架租赁飞机登记于百慕大，实际运营于印度尼西亚，而承租人账户资金则分散于瑞士、开曼群岛等多个离岸金融中心。即使获得胜诉判决，执行法院也难以直接进入他国境内实施强制措施。部分国家实行严格的属地主义，禁止外国法院强制干预本地资产。此外，动产的估值、维修、运输成本等问题也使处置过程变得极为复杂，往往导致资产价值贬损，难以覆盖债权本息。

跨境信息共享机制的滞后与数据孤岛问题

当前国际间尚未建立统一、高效的跨境司法协助平台，信息传递仍依赖传统外交渠道或双边协议，效率低下。在融资租赁执行过程中，债权人常面临“找不到人、查不到资”的困境。例如，某中国律所在代理一起泰国承租人违约案时，试图通过泰国法院调取承租人银行账户信息，却因两国未签署司法协助协定，耗时逾八个月才收到有限资料。同时，部分国家对数据隐私保护极为严格，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限制非欧盟机构获取个人及企业敏感信息，进一步加剧了跨境执行的信息壁垒。这种“数据孤岛”现象严重制约了执行工作的精准性和时效性。

律所介入：从风险防范到执行策略的全链条服务

面对上述多重挑战，专业律师事务所的角色正从被动应诉转向主动风控。在融资租赁合同起草阶段，律师便需协助客户嵌入有效的国际管辖条款、仲裁协议、资产担保登记机制，并在境外设立信托或特殊目的公司（SPV）以增强资产可执行性。在争议发生后，律所迅速启动跨境法律评估，包括目标国的司法环境分析、执行可行性预判、替代救济路径探索等。例如，某律所曾为客户制定“先申请临时禁令+再推动仲裁+同步启动资产冻结”的组合策略，成功在德国法院冻结承租人名下不动产，为后续执行奠定基础。同时，律所还积极对接境外合作律所、司法协助机构、国际保理公司，构建跨区域执行网络，提升整体执行成功率。

新兴技术在跨境执行中的应用前景

区块链、智能合约与数字资产登记系统正在逐步改变跨境执行的生态格局。在融资租赁领域，部分创新企业已尝试将租赁合同与设备信息上链，实现不可篡改的权属记录。一旦发生违约，系统可自动触发执行条件，通过去中心化节点验证并通知相关司法机关。例如，某航运公司使用基于Hyperledger的平台管理船舶租赁，当租金逾期超过72小时，系统自动向新加坡海事法院提交执行请求，极大缩短了响应时间。虽然目前尚处于试点阶段，但这类技术为破解跨境执行“慢、难、贵”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律所拓展数字化法律服务创造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