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资产保全的法律背景与现实需求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跨境商业活动日益频繁，企业与个人在海外投资、贸易往来、金融结算等方面的参与度显著提升。然而，伴随而来的是跨境债务纠纷、合同违约、欺诈行为等法律风险的上升。在这一背景下，跨境资产保全措施逐渐成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的关键环节。尤其是在一方当事人具备境外资产但拒不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合法途径有效锁定、冻结或查封其海外财产，已成为律师实务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以及《纽约公约》等国际法律框架，跨境资产保全不仅具有法律正当性，更具备可执行性基础。近年来，中国律所代理的多起涉外案件表明，及时采取跨境资产保全措施，是保障胜诉判决得以实际履行的关键一环。

跨境资产保全的核心法律依据

跨境资产保全的实施依赖于一系列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律的协同支持。在中国，《民事诉讼法》第274条明确规定了对域外财产的保全申请条件，即在起诉前或诉讼过程中，为防止当事人转移、隐匿或处分财产，法院可根据申请采取保全措施。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进一步细化了涉外保全程序，明确了申请人需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存在紧急情况及保全必要性。此外，中国已加入《纽约公约》，该公约允许在缔约国之间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为跨境资产保全提供了坚实的国际法支撑。在具体操作中，律师需结合目标国家的法律体系，评估其是否接受临时禁令、财产查封等保全手段，例如在英国、新加坡、美国等地，法院普遍支持“临时禁令”（Interim Injunction）作为资产保全工具，这为中国律师制定跨国保全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

典型案例：某中国企业海外账户冻结案

2022年，某中国科技公司因与一家新加坡供应商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产生纠纷，对方长期拖欠货款逾千万元人民币。尽管中方已提起仲裁并获得有利裁决，但对方在裁决生效后迅速转移资金至第三国银行账户。在此情况下，我所立即启动跨境资产保全程序。首先，我们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申请仲裁裁决的确认，并同步准备向新加坡高等法院提交临时禁令申请。通过调取对方在新加坡的银行开户信息、关联公司股权结构及资金流动记录，我们构建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存在恶意转移资产的行为。最终，新加坡法院批准了临时禁令，冻结了涉案账户内超过800万美元的资金。此次行动不仅有效阻止了资产流失，也为后续强制执行奠定了坚实基础。此案凸显了跨司法辖区协作的重要性，也展现了专业律师团队在时间窗口内快速响应、精准取证的能力。

跨境资产保全的常见障碍与应对策略

尽管法律框架日趋完善，跨境资产保全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是法律体系差异问题，不同国家对“保全”的定义、程序要求及执行标准不一。例如，在部分欧洲国家，法院对临时禁令的签发持谨慎态度，要求申请人必须证明“极有可能胜诉”且“损害无法弥补”。其次，信息获取困难也是常见难题。许多境外资产隐藏于离岸公司、信托结构或匿名账户之中，难以通过公开渠道查清。对此，我所采用“尽职调查+专业机构协作”模式，联合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反洗钱调查公司及情报平台，借助区块链追踪、资金流向分析等技术手段，突破信息壁垒。此外，语言障碍、时差、法律文书翻译与认证等问题亦不容忽视。为此，我们建立了标准化的跨境文件处理流程，确保所有法律文书符合目标国法院的格式与公证要求。

律师在跨境资产保全中的核心作用

在跨境资产保全过程中，律师不仅是法律程序的推动者，更是战略规划的制定者。从案件初期的风险评估，到保全申请的材料准备、跨国沟通协调，再到与境外律师团队的无缝对接，每一个环节都要求律师具备深厚的国际私法知识、丰富的实务经验以及敏锐的全局把控能力。以我所近期办理的一起涉及巴西房地产资产的保全案为例，客户主张对方在巴西购置的三处房产应作为偿债资产，但巴西法院对非本国居民的财产保全限制严格。我们通过研究巴西《民事诉讼法典》第691条，发现若能证明“财产系用于逃避债务”，则可申请“扣押令”（Apreensão）。为此，我们组织专家撰写英文法律意见书，结合资金来源分析报告，成功说服巴西地方法院受理保全申请，并最终实现对该地块的查封。这一案例说明，律师的专业判断力与资源整合能力，直接决定保全措施的成功率。

未来趋势：数字化与国际合作的深化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跨境资产保全正迈向智能化与高效化。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工具开始被广泛应用于资产追踪与风险预警系统。例如，部分律所已引入基于AI的“跨境资产图谱”系统，可自动识别关联企业、资金路径及潜在转移节点，大幅缩短调查周期。同时，国际间司法合作机制也在持续加强。中国与东盟、欧盟、中东欧等地区正在推进“跨境司法协助互认协议”的谈判，未来有望实现保全令、裁定书的跨国即时送达与执行。此外，联合国贸法会正推动建立全球统一的“跨境临时救济标准”，这将进一步降低跨境保全的制度摩擦。面对这些变革，律师事务所必须加快数字化转型，强化跨境法律服务网络建设，以适应全球化法律环境的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