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院涉外管辖权的法律基础与制度框架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涉外民商事案件数量持续增长，中国法院在涉外管辖权问题上的实践日益丰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65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国法院对涉外案件享有管辖权的前提是存在“与案件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这一规定体现了国际私法中“连接点”原则的应用，即通过确定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侵权行为地、标的物所在地等要素来判断是否具备管辖依据。同时，《民事诉讼法》第34条明确允许当事人通过书面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为涉外合同纠纷中的管辖权安排提供了灵活性。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外国法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细化了法院在审理涉外案件时对管辖权问题的审查标准，为律所实务操作提供了权威指引。

涉外管辖权争议的常见类型与识别路径

在律所承办的涉外案件中，管辖权争议主要集中在三类情形：一是当事人对法院是否有管辖权产生异议；二是境外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并申请移送；三是多国法院之间出现平行诉讼冲突。以一起跨境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为例，原告在中国某地起诉，被告主张应由新加坡法院管辖，理由是合同约定适用新加坡法律且履行地在新加坡。此时，律师需结合《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以及《民事诉讼法》第265条，分析是否存在“与案件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如合同签订地、付款行为发生地或违约行为影响地等。若发现中国境内存在至少一个连接点，则中国法院可依法行使管辖权。实践中，许多案件因当事人未充分重视管辖条款的设计而陷入被动，因此律师在起草合同时必须提前规划管辖机制，避免后续程序障碍。

管辖权异议的程序应对与证据策略

当一方当事人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时，中国法院将启动专门审查程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7条，管辖权异议应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律所代理此类案件时，需迅速评估异议成立的可能性，并制定相应应对策略。例如，在一起涉及英国投资者与中国公司之间的股权纠纷案中，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声称所有交易均通过境外平台完成，中国无实际关联。律师团队立即调取了电子支付记录、电子邮件往来、公司注册信息及实际办公地址证明，证实部分关键履约行为发生在中国境内，且中方公司账户长期接受投资款。这些证据构成“实际联系”的有力支撑，最终法院裁定驳回异议，确认中国法院具有管辖权。该案例表明，精准收集和组织证据是应对管辖权争议的核心环节，尤其在缺乏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事实链条的完整性至关重要。

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协同适用

中国已加入多项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重要条约，如《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布鲁塞尔条例I》的延伸影响以及《纽约公约》对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虽然中国尚未正式批准《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但其精神已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部分体现。例如，在一起跨国融资租赁纠纷中，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由德国某法院专属管辖，且该约定符合《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标准。尽管中国法院未直接承认该协议的排他性效力，但在综合考量意思自治、公平合理原则及便利性后，仍倾向于尊重当事人的合意，不轻易否定其管辖安排。这反映出中国法院在处理涉外管辖权问题时，正逐步向国际通行规则靠拢，体现出开放、务实的司法态度。律所应密切关注国际条约动态，及时调整法律服务策略，确保客户在全球化商业活动中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典型案例解析：从争议到管辖确立的全过程

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诉海外供应商产品质量侵权案，成为近年来极具代表性的涉外管辖权实务案例。原告为一家注册于上海自贸区的公司，指控被告（位于越南）提供的商品存在严重质量缺陷，导致消费者投诉激增并造成巨额损失。原告向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随即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张应由越南法院管辖，理由是产品生产地、销售平台服务器所在地均在越南。律所介入后，立即展开调查：调取了原告在电商平台的运营数据、物流记录、消费者投诉系统日志，发现大量订单来自中国境内，且售后理赔款项均由原告通过中国银行账户支付。更重要的是，被告曾多次通过微信与原告客服沟通售后处理方案，相关聊天记录显示其明确知晓中国市场反馈。基于上述事实，法院认定中国与本案具有实质性联系，具备管辖权。此案不仅明确了“实际联系”标准的宽泛适用，也展示了律师在跨域证据整合与法律论证方面的专业能力。

涉外管辖权实务中的风险防范与合规建议

针对企业全球化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管辖权风险，律所建议采取以下合规措施：第一，在签订涉外合同时，优先采用书面形式明确约定管辖法院或仲裁机构，避免使用模糊表述；第二，对关键履约行为进行留痕管理，包括资金流转、通信记录、交付凭证等，以便未来应对管辖权争议；第三，定期开展涉外法律合规审计，评估现有合同体系是否符合国际通行标准；第四，建立涉外争议应急响应机制，确保一旦发生管辖权争议，能够快速组织证据、启动程序。此外，对于高风险行业如跨境金融、数字贸易、知识产权许可等，建议引入专项法律顾问团队，实现全流程法律风险管理。通过前置性布局，企业可在涉外争议中掌握主动权，减少不必要的程序拖延与成本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