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遗产规划的法律背景与现实挑战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高净值人群在海外拥有资产，包括房产、银行账户、股权及信托结构。这一趋势使得遗产规划不再局限于单一国家的法律框架内，而是跨越国界，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的税法与继承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境遗产规划成为高端财富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不同国家对遗产税、赠与税、资本利得税以及税务居民身份的认定标准差异显著，导致同一笔遗产在不同国家可能面临截然不同的税务后果。例如，美国对全球收入征税，并对非美国税务居民持有的美国资产征收“遗产税”或“赠与税”，而中国目前尚未开征遗产税，但对境内财产转移仍存在复杂的增值税、契税和所得税规则。因此，如何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实现资产传承，成为律所服务客户时必须面对的核心议题。

税务居民身份的认定是跨境遗产规划的首要门槛

在进行跨境遗产规划前，首要任务是明确个人的税务居民身份。这一身份决定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纳税义务。以中国为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若个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无住所但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183天，则被视为中国税收居民。而美国则采用“实际居所”和“绿卡测试”双重标准判断税务居民身份。一旦被认定为美国税务居民，即使长期居住海外，其全球收入仍需申报并缴纳相应税款。此类身份认定直接影响遗产规划策略的制定。例如，一位中国籍企业家长期在新加坡生活，若其未满足中国税法中的“居住满183天”条件，可能不被视为中国税收居民，但若其持有美国公司股份或在美国设有信托，仍可能触发美国遗产税条款。因此，律师在设计遗产架构时，必须结合客户的实际居住情况、资金流动路径及长期计划，综合评估其潜在的税务居民身份风险。

各国遗产税制度的差异与冲突

当前，全球仅有约40个国家征收遗产税，其中欧洲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等普遍设有遗产税制度，税率从5%至60%不等，且通常采用累进制。相比之下，美国是少数持续征收联邦遗产税的国家之一，其免税额虽逐年调整，但2024年已达到1361万美元（夫妻共享可达2722万美元），超过部分按40%税率征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还对“非美国公民”持有的美国应税遗产实施额外限制，即“非居民外国人”无法享受配偶豁免待遇。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虽未设立独立遗产税，但通过“死亡时资本利得税”机制，对遗产处置视同出售处理，导致高额税负。这种制度上的差异，使得跨境遗产规划必须充分考虑“税基重叠”问题——即同一项资产在多个国家均可能被征税。例如，一名中国籍投资者在瑞士拥有银行账户，在英国持有房产，若其去世后，瑞士可能不征遗产税，但英国会根据不动产价值征收继承税，同时美国可能对账户资产征税，从而形成多重征税风险。

信托工具在跨境遗产规划中的关键作用

为应对复杂多变的跨境税务环境，信托已成为高净值人士常用的遗产规划工具。尤其是在英美法系国家，离岸信托（如开曼群岛、新加坡、百慕大等地设立的信托）因其高度的隐私保护和税务灵活性，广受青睐。通过将资产置于信托名下，委托人可实现对资产分配时间、方式和受益人的控制，同时规避部分遗产税。然而，信托并非万能钥匙。近年来，OECD推动的“共同报告标准”（CRS）要求各国自动交换金融账户信息，使离岸信托的隐秘性大幅下降。更关键的是，美国《外国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ATCA）要求境外金融机构向美国税务局报送美国纳税人账户信息，任何被认定为美国税务居民的信托成员均需申报。此外，欧盟也出台了“反避税指令”（DAC6），要求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在发现跨境避税安排时主动申报。这些监管趋势意味着，仅依赖离岸信托已不足以规避税务责任，必须结合本地法律合规与税务筹划，构建透明、可持续的遗产架构。

案例实录：一位中国籍企业家的跨境遗产困境

某知名科技企业创始人李先生，出生在中国，长期在新加坡工作，持有美国绿卡，其家族资产包括位于上海的住宅、纽约的商业地产、瑞士银行账户及一家注册于开曼群岛的控股公司。2022年，李先生因病去世，其子女在继承遗产时遭遇多重税务挑战。首先，中国税务机关依据“境内财产”原则，对上海房产征收契税与个人所得税；其次，美国税务局根据其绿卡身份，启动遗产税申报程序，对其全球资产进行估值，最终判定需缴纳超过800万元人民币的联邦遗产税；再次，瑞士银行虽不直接征税，但因参与CRS信息交换，将账户信息提供给新加坡税务部门，导致新加坡对信托收益进行追溯审查。整个过程中，由于缺乏早期规划，律师团队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协调各国税务机构，重新梳理资产权属结构，甚至动用国际仲裁机制解决争议。此案凸显了未提前规划跨境遗产所面临的巨大成本与不确定性。

专业律师在跨境遗产规划中的核心职能

面对日益复杂的跨境税务环境，律师事务所的角色已超越传统合同起草与诉讼代理，转向综合性财富治理顾问。律师需具备跨法域知识储备，熟悉中美欧主要国家的遗产税、赠与税、信托法及国际税收协定。在实务中，律师应协助客户完成“税务居民画像”分析，评估不同资产配置方案下的税负影响，设计符合当地法律要求的信托结构，并确保所有文件符合CRS、FATCA及反洗钱法规。同时，律师还需与会计师、税务顾问、遗嘱执行人及境外公证机构建立协同网络，保障遗产执行过程的连贯性与合法性。特别是在涉及多语言、多文化背景的家庭中，律师还需承担沟通桥梁功能，帮助各方理解法律后果，避免因误解引发家庭纠纷。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资产安全传承、税务风险可控、家族意愿落地”的目标。